特大城市社会治理经验与展望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2-27 沈纪

目前，社会治理研究还有非常大的发展余地，进一步推动国家法律法规制度建设，是社会学界面临的共同任务。近日，北京市社会学学会2018年学术前沿论坛在清华大学举行，参会专家学者围绕“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大城市社会治理经验与展望”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讨论。

会议由清华大学教授李强主持。李强对改革开放40年来本学会的发展作了简要总结。他指出，改革开放为社会学提供了非常好的发展机遇，几代社会学家都积极投身到了这场伟大变革的宏阔社会实践和研究当中，为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中国城市化涉及的利益分配巨大，还需建立完善的立法体系解决和化解重大利益冲突问题。张翼以“超大城市流动人口结构变化与社会治理”为题，以翔实的调查研究资料和数据分析对超大城市人口变迁的历史背景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并提出社会治理基础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要循序渐进地营造稳定的制度环境。同时，他还强调因城施策、控制生活成本、稳定流动人口就业，加强地区之间的相互协作等的重要价值。尹稚的演讲以“中国城镇化现状与未来”为题，总结了各国城镇化的历史经验教训，并指出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基本趋势是从以工业化为核心到科技引领、实现跨越式发展，从城市竞争时期走向区域协同、相对均衡的国土空间格局，通过振兴乡村、建立城乡伙伴关系来推进城乡统筹。肖林以“社区的‘财’与‘政’——财政资金能否撬动基层民主？”为题，兼顾文本和实践两方面，分析社区财政政策对基层民主的推动作用。肖林将各地的政策分为三类：结果导向型、过程导向型以及组织能力与建设型（或组织导向型）。在此基础上，肖林结合实际观察提出，基层民主运转起来的条件是利益攸关方协商平台的建立，否则政策只会空转。

中国现代化建设已经形成了一种自启动、自我纠错、自我前进的能力，所以必将势不可挡。张静演讲的题目为“社会治理面临的挑战”。张静指出，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我们的关注点不应局限在建立何种管理组织，而是再造平衡利益、维护公正的组织机能。倘若仅仅加强管治性组织建设，而组织内部缺乏实际机能，就无法真正实现社会治理效果。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化，我们已无法从中国历史经验中找到解决当代社会治理困境的办法，所以新的治理方案必须依靠理念、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吴忠民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何以成功”为题，对中国现代化内生动力的形成进行了重要总结。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将现代化建设明确地设定为时代的中心任务和时代主流，将现代化建设与民众日常基本生活需求有机结合在一起、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在一起、与对外开放有机结合在一起、与现代型社会阶层结构的发育有机结合在一起，是形成中国现代化内生动力的五大主要原因。

会议由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北京市社会学学会、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联合承办。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龚维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人口学院教授赵延东、清华大学金融与社会研究中心副教授郑路对上述演讲作了精彩点评。

编辑：李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