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和“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等重要指示的激励下，中国经济学界涌现出一大批政治经济学研究新成果，其中就包括不少数理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顾名思义，数理政治经济学是一种运用数理分析方法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范式，要厘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为何以及如何运用数理分析方法，才能明晰数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贡献与发展方向。

政治经济学的数理分析渊源

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运用数理分析方法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就十分注重挖掘数量关系以清晰、准确地揭示资本运动的内在规律。马克思留下了大量的数学手稿，均与经济学手稿有时间上或思路上的关联。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说明了自己做数学演算的经济学意图，“为了分析危机，我不止一次地想计算出这些作为不规则曲线的升和降，并曾想用数学方式从中得出危机的主要规律”。可见，马克思一直致力于使用最先进的数理分析工具开展经济学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不缺乏而且从不排斥运用数理分析方法，相反，其在理论上的科学性和革命性一定程度上也在于其研究方法在当时是最先进的。诚如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中的讲述，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真正完善的地步。因此，对数理分析方法的恰当运用是进一步彰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和时代性的必然要求与重要方面。

具体来说，数理分析方法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有着三方面的价值。一是数学语言相较于自然语言的优势在于可以更清晰准确地表达理论的内涵。二是在此基础之上，对于特定理论的质疑与回应可以在具体的数学模型下，开展有针对性的讨论。例如，围绕置盐定理和斯蒂德曼诘难的一系列争议，认识到其数学模型的特殊性能更好地发现问题的焦点并促进问题的解决。三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是其必然要求，而数学模型提升了理论与经验数据的兼容性，可以更好地运用相关资料检验理论与事实的一致性。总而言之，运用数理分析方法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可以进一步增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规范性和现实性。

数理分析的展开路径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运用数理分析方法具有切实可行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一套系统化的理论体系，也形成了用于表达这些理论的完整而自洽的概念体系，具备引入形式化表达的基础。以费尔德曼为先驱的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已向学术界展示了运用数理分析方法的可能性，对后凯恩斯学派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等均有深远影响。另一方面，随着数理分析工具日渐丰富，开发、运用更为适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的数理分析工具，解决马克思曾受限于方法而“至少暂时无法解决”的课题也逐渐成为可能。为此，数理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需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方法与理论的基础上，借鉴、吸收数理经济学的部分成果。

数理分析方法是服务于经济思想的。尽管一些洞见只用自然语言也可以得到严谨的论证，经济学家依然重视好的数学模型在论证过程中的催化剂作用。由于好的数学模型有着“事后”和“事前”两张面孔，因此对运用数理方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设定上追求“奥卡姆剃刀”式的简洁，在求解时强调每一步均有对应的、明确的经济意义。就对数理分析方法的定位和对数学模型的要求而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基本一致。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经济思想。经济思想不同，对数理分析方法的运用也不同。比较而言，数理政治经济学的模型有以下三点鲜明特征。

第一，强调经济主体是特定生产关系的人格化。新古典经济学关注代表性经济主体的决策问题，默认其是一般意义上或平均意义上的理性人，似乎有做出一切权衡取舍的自由。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生产关系，经济主体并不是原子化的，而是在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过程中相互作用的。拥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挣到他们所花的，作为劳动力的工人花掉他们所挣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决定了现实的、对抗性的经济地位以及反映在收入来源和消费倾向等经济行为上的差异，不能将之退化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

第二，强调经济运行是一个由广泛的迂回生产联系起来的循环过程。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运行的描述体现的是“线性流”的经济思想，始于生产要素，终于生产结果。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循环流”的经济思想，经济运行是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的统一，除了剩余，上一阶段的生产结果也是下一阶段的生产要素，国民财富的增长和分配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因此，数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格外重视投入产出数据，把国民经济循环理解为以资本循环为载体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循环。

第三，除了在模型设定上的两点主要区别，在模型求解时数理政治经济学也要求回归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新古典经济学着眼于经济现象层面，认为均衡状态是稳定的。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均衡状态只是偶然达到的、经常被干扰或破坏的，侧重于经济本质层面。马克思以“拜物教”的概念提醒我们，要注意区分表面形式与内在规律。模型揭示出的均衡及其存在条件当然有一定的意义，而更重要的却是识别导致非均衡的力量，即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才能真正完成对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回归。

以数理分析丰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在老一辈政治经济学者的引领和新一代政治经济学者的努力下，数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断推进，取得了诸多专题性的突破。新时代，我国数理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出了贡献。近年来，更多青年学者加入数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行列之中，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进展，大致可以划分为“基于马克思”（By Marx）和“发展马克思”（For Marx）两类。

“基于马克思”的研究以问题为导向开展实证研究，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量化考察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状况，以期把中国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中国理论。其一是强调结构因素，以“再生产的技术结构”为关键变量，尝试系统总结并准确把握我国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结构性特征。其二是发挥部类工具优势，对截然不同又紧密联系的几个部分之间的互动问题予以系统性分析，以探究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矛盾及长期动态。其三是拓宽研究领域，聚焦于对新现象、新趋势、新矛盾的规律性认识，为解决我国经济重大现实问题构建新的模型和新的指标体系。

“发展马克思”的研究则尝试以数理分析方法的创新，不断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其一是分析经典命题的现代延续，此类工作集中在矩阵化和动态化的数理重构。综合运用现代数理分析方法，重新审视相关理论，不仅可以得到更规范的解释，而且可以发现新的内涵或细节，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一步完善。其二是系统性的有益尝试，虽然此类工作可能暗示着一种本体论的观点，存在一定争议，但是提出相对统一的框架和方案有利于促进不同流派、不同数学模型之间的比较与交流，尤其有助于澄清国内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些歪曲和误解。

站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前沿，数理分析方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应用前景广阔，应做出更多具有创新性、引领性的成果，为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贡献力量。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理论基础和制度设计研究”（24ZDA014）、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的重大举措研究”（23AZD016）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长聘）副教授；剑桥大学土地经济系博士后）

编辑：李华山